毛泽东关于党内监督的思考,决不许摆架子

2019-10-27 作者:历史足迹   |   浏览(54)

古今中外的大量历史事例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腐败,没有监督的政权最容易变质,没有监督的政党最容易垮台。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就坚持和强化党内监督、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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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强化党内监督

毛泽东认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实际都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是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严重问题。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毒”,是搞特权、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常抓不懈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并提出和实施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

毛泽东认为党内监督没有禁区,任何党员都必须接受党的监督。1937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基于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蔓延深恶痛绝。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首次使用“官僚主义者”一词,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更是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毛泽东既强调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也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还设想过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形成定期召开代表会议的习惯,以保证和加强党内监督。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保证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为了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对我们坚定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投身新时代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领导上的老爷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政治病症。

毛泽东认为党内同志之间要互相监督,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他多次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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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仅仅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进行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更是明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由此不难看出,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也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问题。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为从制度上监督提供了载体。此后,为了更加有效地向党内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加强纪律检查工作。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报告

领导上的老爷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不仅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摆架子、摆资格,妄自尊大。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毛泽东还指出,老爷主义与命令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如果不破除这些行为,党的群众路线就无从贯彻,党的群众基础也无法巩固。

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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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脱离群众,丢弃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问题。所以,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肃清官本位思想,明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把握自己的正确定位,真正摆正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让人民群众监督苏维埃的重要性。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并强调“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批判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党员干部必须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毛泽东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交真心、讲实话、求真知、道真相、解难题,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讨论“周期律”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反对把号召停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

党员干部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出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每位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要勤勤恳恳地研究人民中间的生产生活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去解决这些问题,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他认为,党执政之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毛泽东要求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他反复强调,共产党的权力,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29年,由于军队成分和斗争环境等原因,当时的红军内部存在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

从主客观两方面反对官僚主义如何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思考。他认为,这既需要改造主观世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也需要完善客观条件,建立健全执政党监督体系和领导干部管理考核制度。

对于那种不接受群众监督、不让群众反映意见的恶劣作风,毛泽东给予严厉的批评。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毛泽东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对人民来信必须重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红四军内一些同志不顾敌情严峻和红军弱小的实际情况,错误地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为此更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达目的,他们攻击当时红四军的前委以至支部,说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

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前提。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反对官僚主义也不例外,需要不断加强群众观点教育,增强宗旨意识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此外,要经常以整风精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工作任务,有的放矢,治病救人。

毛泽东不仅要求接受群众监督,而且充分考虑到保护群众监督的安全性。一方面要说服群众,在批评党员干部中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另一方面要对党员干部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毛泽东认为,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决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强化人民监督权,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关键环节。只有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的权利,党员干部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他强调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为了使人民监督落到实处,他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参加管理形式,同时还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此外,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少数同志非要设立军委不可,“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

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以其监督权力的及时性、广泛性、公开性,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人民群众在报刊上公开地批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刊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非常必要。后来,他还对新闻出版界代表说,群众来信可以在报刊上登一些出来,“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发挥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1942年3月,他专门阐释了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强调“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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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措施。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要学会领导工作的正确方法,尤其是把官僚主义习气的老爷架子、官架子收起来,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比如,党员干部进行工作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种基本方法;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将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方法相结合,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更是多次强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党制”,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多党合作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指出:各党派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完善党员干部管理考核制度,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可见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消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外部监督作用。1950年4月,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如果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1953年1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1930年,在针对当时“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心理状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告诫道:

就舆论监督的具体开展,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54年4月,他指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这三字方针,不仅说明了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基于这一点指出了有效地开展舆论监督的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切实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他更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60年3月14日,山东省历城县委在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指示的报告中提出,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1960年1月1日到3月10日的70天当中,共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47份、表报599份。县级机关设立的临时办公室达22个之多,经常有100多名干部应付文件表报;全县终日忙于填写投送文件表报的人员近千名。

县、社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干部,也多被束缚在办公室里处理这些文件,应付日常事务,对于上级指示,缺乏认真学习,对于本地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工作作风陷入简单化、一般化。突出表现为“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五多五少”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认为这种状态,并非只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全党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五多五少”问题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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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作长冈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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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领导上的老爷主义

反对不潜心调查研究,在工作中通过想当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发号施令

领导上的老爷主义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提倡摆架子、摆资格这种最低级趣味的官气。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

他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蔓延深恶痛绝,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特意念了一首《咏泥神》的诗,用来比喻官僚主义者:“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毛泽东指出,除了三餐不食这点外,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闭目塞听、脱离群众与泥神像十分相似。

官僚主义的表现,一方面是不理不睬、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的老爷主义;另一方面是“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的命令主义,实际上却只是暂时在形式上的发展,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字去派。老爷主义与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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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写文章

为此,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之前河南省某地修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的“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提出严肃批评: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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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寻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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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

反对“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反对“夸夸其谈”

思想不对头,就很有可能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不例外。这就需要不断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揭破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此外,还要经常以整风精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他强调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

为了使人民监督落到实处,他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参加的管理形式,同时还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

此外,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要求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反对形式主义、现象罗列,要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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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毛泽东认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与此同时,毛泽东倡导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他认为“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将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方法相结合,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

毛泽东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可见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党的干部唯有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落到实处,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才能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编辑:shirley

审稿:张海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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